法域立法会决定 trustee 能不能为重大过失免责

为什么这个案子值得读

同样一份写得很宽的受托人免责条款，受托人能不能借它逃掉"重大过失（gross negligence）"的责任，答案取决于信托准据法是哪个法域、甚至取决于哪一年。枢密院（Privy Council）2011 年 6 月 15 日以3 比 2 的分裂判决裁定：在 1989 年成文法之前，根西（Guernsey）习惯法允许受托人就重大过失免责——两位法官（Lady Hale、Lord Kerr）强烈反对。

这是 Armitage v Nurse [1998] Ch 241 之后枢密院最重要的回应判决。读它，是为了看清一件事：免责条款的法定边界不是普世的，是按法域逐一立法划出来的，而且这条边界还会随时间移动。

事实背景

本案是一宗针对根西受托人的违反信托索赔：

• 受托人是 Spread Trustee Company Limited，担任一组根西信托的受托人；索赔由受益方（Hutcheson 等）提起。
• 指控是受托人在管理信托过程中存在违反信托、包括重大过失的行为，造成信托损失。
• 抗辩是信托文件中的免责（exoneration）条款——受托人主张该条款已排除其对自身过失乃至重大过失的责任。
• 真正的难点在时间轴。被指控的行为横跨《1989 年根西信托法（Trusts (Guernsey) Law 1989，1990 年生效）》及其后修订前后的一段时期。因此合议庭必须先回答一个历史法律问题：在 1989 年成文法之前，根西的"习惯法（customary law）"是否允许受托人就重大过失免责？

之所以这个时间点至关重要：成文法之后的处理相对清楚（后续立法限制了对重大过失的免责），有争议的是之前那段由习惯法管辖的行为——这正是本案 3:2 分裂的战场。

争议焦点

法院如何认定

枢密院以 3 比 2 的多数裁定：在 1989 年之前，根西习惯法允许受托人就重大过失免责。

• 多数（majority，3 人）：Lord Clarke（主笔）、Lord Mance、Sir Robin Auld。多数认为，1989 年成文法之前的根西习惯法在这一点上与英文法立场一致——免责条款可以涵盖重大过失，体现对受托人责任的较宽容、较尊重合同自由的传统处理。
• 少数（dissent，2 人）：Lady Hale、Lord Kerr。两位认为，受托人作为受信人（fiduciary）——在根西尤其负有"en bon père de famille（如善良家父般审慎）"的法定义务——不应被允许就重大过失免责；一般过失可以免，但重大过失的免除会侵蚀信托的根本。Lady Hale 的意见中甚至隐含质疑 Armitage v Nurse 是否被正确判决。

结论的实务含义直接而尖锐：受托人那段时期的免责抗辩在多数意见下成立——但这是建立在"准据法是 1989 年前的根西习惯法"这一前提上。换一个法域、换一个时间点，结论可能完全相反。

裁判理由（ratio）

• 免责条款的边界是"准据法问题"，不是普世答案。同样一句"受托人对重大过失不负责"，效力取决于信托的 proper law（准据法）怎么规定——根西、泽西、开曼、BVI、新加坡各不相同，本案多数与少数的分歧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 边界还随时间移动。本案的关键不是抽象的"根西法如何"，而是"哪一年的根西法"。1989 年成文法及其后修订改变了对重大过失免责的处理；被指控行为发生在立法前后，结论就随之不同。这对任何长期存续的家族信托都是警示：适用的是行为发生时的法，而非今天的法。
• 与 Armitage 的关系。Armitage v Nurse 确立英文法允许免除（含重大）过失、但不可免除 dishonesty 这一 irreducible core。Spread Trustee 多数大体沿用这一思路适用于 1989 年前的根西习惯法；而 Hale / Kerr 的异议代表了一条对受信人更严的进路——重大过失不应可被免除。这场未被多数采纳、却影响深远的异议，至今仍是学术与立法讨论的焦点。
• 立法回应的方向。多个离岸法域以成文法明确限制对重大过失的免责（如泽西、根西在成文法层面收紧），正是对这类争议的回应——把模糊的习惯法边界变成清晰的法定底线。

对中国家庭意味着什么

中国家庭在境外设信托时，免责条款常被销售方一句"标准条款，所有信托都这样写"带过。Spread Trustee 揭示的恰恰是：这句话省略了最关键的半句——同一条款在不同法域、不同年份的法定效力完全不同。具体到选址与起草：

• 把免责条款映射到准据法。设立人要问的不是"免责条款标不标准"，而是"在我选的这个法域，受托人就重大过失到底能不能免责"。泽西 / 根西在成文法层面对重大过失免责有限制，受益人保护更强；若准据法对受托人更宽容，则二代受益人将来追究受托人重大过失的空间更小。
• 准据法选择是一项实质决策，不是格式选项。它直接决定将来家族成员（尤其二代）在受托人管理失当时能不能、以什么门槛起诉。这与 Armitage 的 irreducible core、Ivanishvili 中 anti-Bartlett 条款失效，是同一组治理问题的不同侧面。
• 注意"法会随时间变"。家族信托动辄存续数十年。Spread Trustee 提醒：适用的是行为发生时的法律版本——选址时要了解该法域的立法轨迹与修订倾向，而不是只看当下条文。
• 把免责条款与受托人尽调绑定。一份宽免责条款 + 一个缺乏独立判断、风控松散的受托人，是最危险的组合（参见 Zhang Hong Li v DBS 对受托人监督义务方向的讨论）。条款边界由法域决定，但实际风险由受托人质量决定。
• 底线仍在。无论法域如何宽容，Armitage 的 irreducible core（诚实、善意履行信托）不可被合同排除——这是免责条款再宽也跨不过的最低线。

相关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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