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人保留权力
Settlor's Reserved Powers （设立人保留权力） · 信托资产隔离的最敏感杠杆 · 关键判断：保留过多权力会使信托被穿透或被认定为 sham。
页面类型：条款：审阅地图，不是起草模板。
一句话结论：设立人保留权力控制的是 settlor 在信托设立后还能对投资、分配、修改、撤销、任免 trustee / protector 等事项保留多少影响力。
这页先帮你做什么
- 看 trust deed 里哪些权力仍由 settlor 或其控制的人掌握
- 识别最危险写法：amend / revoke / 自任 protector + 持续 LoW 指令
- 检查 trustee 是否仍有真实独立判断和拒绝空间
如果你只有 10 分钟，先按顺序看下面这 3 段：
- 先看「条款用途」与「三档写法变体」
- 再看「主流管辖地处理」与「触发的风险」
- 最后连读 Rahman / Pugachev / Esteem 和「对策与替代设计」
具体个案仍需结合事实和当地法律意见判断。
保留权力风险阶梯
通常先看是否影响 trustee 独立判断。
重点看触发范围、任免机制和记录。
需要回到 trust deed、判例和当地律师意见。
证据卡与可引用摘要（展开查看）
条款用途
"设立人保留权力" (Settlor's Reserved Powers) 指设立人在签署信托契据 (trust deed) 设立信托时，并不将所有控制权完全交给受托人（trustee），而是在条款中明文保留某些特定权力——典型的包括投资指令权 (power to direct investments)、增删受益人（beneficiary）的同意权或建议权、罢免和任命受托人的权力，乃至直接指令分配的权力。这一安排在离岸家族信托起草中是绕不开的环节，因为高净值客户在心理层面普遍难以接受"把家底完全交给一家境外受托公司打理"。
客户希望保留权力，本质是希望"控制但不拥有"——既享受信托作为独立法律实体带来的资产隔离、税务规划与传承功能，又不放弃对资产的实际影响力。但保留权力的边界一旦越过某条隐形红线，整个信托就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假信托" (sham)、"设立人替身" (alter ego)，或在离婚、债权人追索、税务居民认定等情形下被穿透。条款用途的核心矛盾，就是在"客户愿意签的安心感"和"法院愿意承认的真实信托"之间找到平衡点。
从起草实务看，保留权力条款几乎从来不是孤立条款，必须与受托人义务条款 (trustee duties)、保护人条款 (protector)、防火墙条款 (firewall) 以及管辖地选择 (governing law) 协同设计。一份过度保留权力的契据，即便选择了 Jersey 或 Cayman 这样有明文承认 reserved powers 的管辖地，也无法在英格兰、新西兰或大陆法系法院面前自动免疫。
三档写法变体
"The Settlor shall have the power to direct the Trustees in respect of the investment of the Trust Fund, including the selection, retention, sale, and exchange of investments, but shall have no power to direct distributions to any Beneficiary."
仅保留投资指令权，分配完全由受托人独立行使裁量权 (discretion)，是 Jersey、Cayman、Singapore、Hong Kong 各管辖地都最普遍接受的安排，也是法院最不容易据此认定 sham 的写法。
"The Settlor shall have the powers set out in [Schedule X], including direction of investments and the right to consent to (but not initiate) any addition or removal of Beneficiaries proposed by the Trustees."
在投资指令权之外增加"同意权" (consent power)，关键在于发起权 (initiation) 必须留给受托人，设立人只是被动确认。条款若被改写为设立人可主动提议增删受益人，风险即跃升至高档。
"The Settlor may at any time, by written instrument, direct the Trustees to make distributions of capital or income to any Beneficiary, and may remove and appoint Trustees without cause."
直接分配指令权 + 无理由罢免受托人，是 Pugachev (2017) 与 Clayton (2016) 两案中法院重点引用的"控制特征"组合，几乎确定会触发 sham trust 或 alter ego 分析，离婚和债权人语境下尤其危险。
主流管辖地处理
| 管辖地 | 核心立法 | 允许范围 | 防火墙 |
|---|---|---|---|
| Jersey | Trusts (Jersey) Law 1984, Article 9A | 明文列举允许范围 (投资、受益人变更、受托人任免) | 是 (Article 9) |
| Cayman | Trusts Act + STAR（开曼 STAR 特殊信托，Special Trusts Alternative Regime） Trusts Law | STAR 信托下空间最广，普通信托类似 Jersey | 是 |
| Singapore | Trustees Act | 较保守，建议结合 PTC（私人信托公司，Private Trust Company） | 部分 |
| Hong Kong | Trustee Ordinance (Cap 29) | 2013 修订承认 reserved powers，相对实务保守 | 有限 |
| PRC | 《信托法》 | 未明文，实务不稳 | 无 |
触发的风险
- Sham Trust 假信托认定 — 控制过度时整个信托被认定从未成立
- 婚变 / 配偶同意不足风险（含 alter ego 概念） — 信托被视为设立人替身
- 婚变 / 配偶同意不足风险 — Clayton v Clayton 模式
- 债权 / 反腐 / clawback 风险
相关判例
Pugachev 同时担任 settlor、protector 与受益人，并保留罢免受托人和指导分配的实质权力。Birss 法官认定其从未真正放弃对资产的控制，五个新西兰自由裁量信托被认定为 sham 或仅是 illusory trust，是保留权力过度导致整体覆灭的标志性案例。
新西兰最高法院认定 Mark Clayton 在 Vaughan Road Property Trust 中保留的权力束 (含罢免受托人、单方决定分配) 在 Property (Relationships) Act 下构成可分割财产，信托无须被宣告为 sham 即被穿透——保留权力本身即是"财产"。
Jersey 皇家法院认定 Rahman 设立的信托因设立人保留几近全部控制权 (受托人形式上持有但实质上听命于他)，并非真正的信托而是名义安排，是 Jersey 法 Article 9A 后来明文化"允许保留权力"边界时反复援引的负面参照。
对策与替代设计
- Protector 是保护人，还是 settlor 的遥控器？
- 我想设信托但还想保留控制权
- PTC (Private Trust Company) 架构：以家族控股的私人信托公司充当受托人，董事会中由专业人士与家族成员共同组成，让"控制感"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实现，而非通过保留条款实现。
- Letter of Wishes（意愿信） 与正式条款分离：把分配偏好、受益人优先顺序、家族价值观等"软指引"写入意愿书 (non-binding)，正式契据中只保留投资指令权，避免硬条款层面被认定控制过度。
- Protector Committee 替代单一 protector：以 3-5 人保护人委员会 (含独立专业成员) 替代设立人本人或其单一近亲担任 protector，消除"设立人即保护人即受益人"的三位一体风险特征。
- 限定保留权力的 sunset clause：约定保留权力在特定事件 (设立人去世、丧失行为能力、信托设立满 N 年) 后自动终止，向法院展示"控制终将放手"的真实意图，降低 alter ego 风险。
对中国家庭意味着什么 · PRC LENS
这一节谈一个不在判例与立法层面、但在起草桌前永远绕不开的事实：在中国一代客户群体中，三档变体里那个"安全档" (low-risk variant，仅保留投资指令权) 在实务中几乎不会被接受。客户读完三档之后，几乎清一色滑向 medium 或 high risk。这不是因为律师没解释清楚，也不是客户不懂法理——是中国一代客户的处境天然把他们往 high risk 推。把这个心理图谱讲透，比再写一遍 Pugachev 更要紧。
从过往沟通经验中，可以把这种"控制欲"拆成四类典型处境，每一类都对应一种几乎是结构性的"高风险条款诱惑"：
- 草根创始人控制欲：白手起家的人对"撒手"有近乎生理层面的抗拒。即使他在签字前的会议上能背出 sham trust 的判定要素，签字之后也会自然回到操盘者模式——"我做了三十年的厂，凭什么交给一个我连面都没见过的 trustee 全权处置？"于是希望保留 trustee 任免权作为"保险开关"，觉得"真出事了我至少能换人"。这种心理就是 Pugachev 同款架构的起点：罢免权 + 实质指导分配，最终被法院当作控制特征的核心证据。
- 第一桶金原罪焦虑：改革开放早期资本积累环节难免有合规瑕疵——土地、批文、关联交易、税务处理上的灰度地带。settlor 在心理深处清楚有疙瘩，于是希望"万一被追溯，我得有撤销权才能立刻把资产收回来"。这种心态会推动他在 trust deed 上保留 revocation power 或近乎等价的安排。但撤销权恰恰是 sham trust 认定中最重的一项证据：法院会直接说"既然你随时能拿回来，你从未真的把它给出去"。原罪焦虑想买的保险，反而是把整个信托坐实为名义安排的最强直接证据。
- 政商关系背景：涉及早期国资改制、地方关系或行业牌照背景的客户，尤其担心一旦真的撒手，资产会被关联程序穿透——比如某个共同投资人被调查、某个地方政府换届、某个旧账被翻出。希望保留 protector 权力或同等的"反向开关"，确保关键时刻能从受托人手上拿回控制权。这条逻辑在他们看来是"防御性"的，但其实是 Pugachev 教训的反向重演：当反腐或穿透程序真正抵达时，保留权力越多的信托越早被认定为个人财产，越保护反而越脆弱。
- 私生 / 婚外结构：相当一部分客户希望在 trust deed 上做"双轨设计"——表面受益人是婚生子女与配偶，letter of wishes 中真正给资源倾斜的是婚外子女或长期伴侣。要做到这种双轨，就要保留持续增删受益人的权力 + 持续修改 letter of wishes 的权力。这本身已经把条款推到 high risk 档；更危险的是，一旦未来出现婚变诉讼，对方律师拿到的恰恰就是这套"持续可改"的证据链，作为穿透与重新分配的把手。
认识到这个心理图谱之后，执业层面的应对思路并不是"强行说服客户接受 low risk"——这条路在大多数情况下走不通。可行的工具箱大致有以下几条：
- 把控制欲转移到结构层而非条款层：用 PTC (Private Trust Company) 架构让 settlor 通过家族 PTC 的董事会、股东会间接影响信托运作，而不是在 trust deed 中直接保留权力。控制感得到满足，但条款层面看起来与一份标准独立信托无异。
- 三档变体让客户自选时一定附带"具体场景说明"：不要只解释 low/medium/high 各自的法律含义，而是直接配上"如果你选 high risk，发生离婚 / 债权追索 / 反腐穿透时具体会怎样"——把 Pugachev 与 Clayton 翻译成客户能想象的中文场景。让客户自己看到选择的代价，而不是律师替他承担说服压力。
- letter of wishes 设计为"原则性指引"而非"执行级指令"：判断点在于——这份意愿书读完之后，受托人是否还需要做实质性裁量判断？如果答案是"几乎不需要，照办即可"，那就已经接近硬条款的法律效果。原则性指引应留出"受托人根据当时家族情况酌定"的真实空间。
- 配偶同意书 + 婚前 / 婚内协议与信托同步设立：尤其针对前述第四类处境，单靠 trust deed 防御未来婚变穿透是不够的，需要婚姻法层面的同步文件构成第二道防线，避免 Clayton 模式重演。
- 引入 protector committee 替代 settlor 自任 protector：以 3-5 人保护人委员会承接客户希望保留的"治理参与感"，避免"settlor = protector = 主受益人"的三位一体特征——这一特征在 Pugachev 中被法官明确点名。
执业认识：中国客户对信托的最大误解，不是"信托是什么"，而是"我设立信托后还能控制多少"。这道认识鸿沟解决之前，再精巧的 trust deed 也只是 Pugachev 的延期版本。条款级安全边界从来不是技术问题，是 settlor 心理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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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记录：v1.0 · last reviewed 2026-04-23 · 编辑部